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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高舆情监测:民企有救了!多专家呼吁改变“先刑后民”

2019年05月20日 来源:领高舆情-新京报 作者:新京报 点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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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据领高舆情监测,近日在广东省高院召开的最高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第十六期案例大讲坛上,国家检察官学院院长黄河作出发言:“刑事立案环节是民营企业家面临刑事风险的开始。应把好刑事立案关,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涉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案件管辖标准,在理念上区分诉讼程序上的‘先刑后民’、案件定性上的‘先民后刑’以及审理案件中的‘边民边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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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机关应改变“先刑后民”思维定势 慎用刑法

刑法几经修改,最终确定了罪刑法定、刑法适用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从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来看,我对这些原则体会越来越深刻。”多年从事立法工作的朗胜表示,在处理涉民营经济案件采取强制措施时,要依法办理,更要坚持审慎原则,对民营经济案件的一些行为判定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违反法定程序。

刑法具有补充性的特征,是对行政法和民商法的补充,对企业家可能涉嫌犯罪的,首先考虑不动用刑法。”王秀梅也认为,司法机关要改变“先刑后民”的思维定势,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民营企业,把企业家行为还原到违法犯罪发生的特定历史时期,慎用刑法。

检察机关肩负着启动追诉程序、打击犯罪的法定职责,但检察机关更应该监督那些不应以犯罪论处、不必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来自办案一线的广东省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沈丙友称,要防止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混淆,这两者之间隔着罪刑法定等多重因素。

沈丙友表示,要注重纠纷解决的可选择性,凡是民商事手段、行政手段能解决的经济纠纷,决不能用刑事手段解决。检察机关应该利用立案监督、审查起诉等程序,防止用刑事处罚插手民事纠纷;要分清行为的实质,不能错误地将经济纠纷认定为刑事案件。

此外,检察机关还应坚持用商事思维规避刑事思维。“在经济犯罪或民事纠纷拿不准的情况下,国家追诉不能‘抢跑’更不能‘越位’,不能涉罪即诉。何妨‘让子弹飞一会儿’?” 沈丙友说。

加大羁押必要性审查 不能入罪即诉

沈丙友强调,追诉犯罪应高度关注民营企业家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逮捕必要性审查和羁押必要性审查作用,不能入罪即诉,做好刑事违法与国家追诉的价值判断。“刑事违法并不必然具有社会危害性。对社会危害不大、犯罪情节轻微的、可诉可不诉的,不提起公诉。”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也认为,要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检察院要担负起更大职责,应该有更多取保候审案例,这对民企保护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关押一个国企老总,对国企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民企老总突遭关押,对企业影响非常大。”

肖胜方还提出,在涉民企和民营企业家刑事案件中,目前存在证人出庭难的问题,导致辩护时无法交叉询问。法院应在立法层面有更多自主权,确保证人出庭。“特别在当下公开审判直播的情况下,确保证人出庭,能倒逼侦查环节更加规范,减少冤假错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熊秋红称,检察机关需要严格把握逮捕的条件,“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作为适用逮捕的基础性条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作为适用逮捕的否定性的条件,社会危险性作为适用的核心要件并且适用比较高的证明标准。”

领高舆情:“先刑后民”是司法实践中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方式之一,采取“先刑后民”最根本的目的,正如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80号民事裁定书所提到的“并非彰显公权力优先的价值理念,旨在刑、民程序冲突时的合理选择”。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先刑后民”并非一项法定的原则,也就是说任何一部法律并未对“先刑后民”作出明确规定,但并不意味着其没有法律依据。“先刑后民”的法律依据存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几个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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